《通鉴》札记 刘羲叟对于资治通鉴的贡献

编年之书，首要的工作就是辨定年月，所谓“年经月纬”。如果年月不明，所记载的史事很有可能乱成一锅，无法衔接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温公起用了同时期人很好的一部历书，来一统1362年的历史。此书即北宋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刘羲叟所著的《长历》。温公编撰《通鉴》大抵分三步，先丛目，次长编，最后笔削定稿。丛目之法，即以《长历》为依据，将历史事件的标题罗列于年月之下，而后再做长编。张须说：“温公得此助手，其功实不在攽、恕、祖禹之下。”

刘羲叟（《通鉴学》作刘彝叟）（1018－1060），字仲庚，曾参与《新唐书》的编撰工作。刘羲叟精于数术，屡言屡中。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刘羲叟身体棒棒的，却自言“吾及秋必死”，自择地于父冢旁，教妻子如何安葬，后果逝于当年七月，时年43。刘羲叟亦精推步，当时历学首推其为第一，所著《长历》，不独温公，亦为同时期人所推重。北宋易学大才邵雍，以毕生精力经营《皇极经世》，其书亦采用《长历》。

民初陈垣撰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称“《通鉴目录》载宋刘羲叟《长历》，断自汉高元年，”止于五代。现在的旧历正月，建寅，是汉武帝元封六年改历定下来的。之前沿用秦朝的颛顼历，以建亥十月为岁首。元封六年之前，《长历》并载殷历、颛顼历两种朔闰。

胡三省注《通鉴·周纪一》说：“皇极经世书不能违彝叟历。及其来居于洛，而温公亦奉祠以书局在洛，相过从稔，又夙所敬者也。余意其讲明之间必尝及此，而决于用彝叟历。”胡三省的意思是说，温公编年最终用《长历》，是受了邵康节的影响。余以为不然，编年之事，以辨定年月为头等大事，温公不会迟至动手写《通鉴》四年之后的居洛，才开始考虑“年经月纬”的问题。

关于《长历》与《通鉴》的关系，余曾读过一篇自称是“毋某”的高人文章，言之甚详，亦很有见地，兹录如下：

“《资冶通鉴》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巨著。它以年为经（包括月、日），以事为纬，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来叙述史事，就不能不涉及到年月日的编排问题，即把一件史事如实地、准确地放在那年那月那日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朔闰问题，也就是根据一定的历法来编制历书的问题。

司马光等人编集《资冶通鉴》，是根据《长历》来排史书的。《长历》是北宋时刘羲叟编制的一部从西汉到五代的万年历谱，它大体上依据各个时期的通行历法，按年月日依次编朔闰，抵牾之处则照实际情况略加调整。刘羲叟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，并且曾协助欧阳修编篡过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的天文、司天、律历等志，他制定的《长历》，现在看来，还是比较合手实际的。因此司马光选定《长历》作为自己编排史事的朔闰依据，而且全部采入他写的《资冶通鉴目录》中。”

不才面墙，实不知“毋某”何方神圣。然据其文章中说：“毋某于1968-84年读通鉴五遍，读的是家藏元末蜀版大字本，此书世上仅存三部，1956年校点通鉴时经周总理特批拆毁一部供校勘之用。毋氏读通鉴笔记名为通鉴朔闰勘误十四卷，凡68万字，1989年被毁。昨日幸于败簏中检出汉纪之部废稿数十纸，写于1975年，今首发于此，庶可窥出当年拙著之一斑。”文章标题作《通鉴汉纪朔闰勘误（残稿）》。据此可知，其人必为高才。文中列举《通鉴》在朔闰方面的错误若干，自言“司马迁等人对于史事原委考订十分精确，但对于朔闰历日则往往疏略。”余略略读之，颇觉在理。不才引其文章，亦是使高人雄文不致泯没之意。

2000年11月9日，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正式公布了《夏商周年表》，易学研究家郭彧对《皇极经世》与《夏商周年表》进行了比较研究，得出的结论是：清华大学出版发行的《黄金书屋》光碟中的《中国历代纪年表》和《中国历代帝王年表》，与邵雍所推年表几乎完全相同，而邵雍于九百多年前推出的历史年表竟比《夏商周年表》更为详细。郭彧认为，“明确邵雍所推历代帝王年表的来龙去脉，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完善《夏商周年表》，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。”此亦可证刘羲叟《长历》之功力。（郭彧《<皇极经世>与<夏商周年表>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