瑞士名表300年生死记（上）

瑞士手表讲究打磨、倒角，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以及家族传承，但是石英表后来者居上曾经打败机械表，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。而后斯沃琪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。更重要的是，经此一役，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——如同法国香槟、德国的汽车，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“原产地”。　

时间的艺术

30岁生日那天，我在北京的赛特购物中心，趴在玻璃柜台上第N次打量那块手表。我兜里揣着一沓子现金，营业员过来的时候，我说，我要这块手表。手表的价格是8000元，当时我的存折里一共有1.5万元，也就是说，我用自己一半的储蓄购买了一件奢侈品。这块手表此时就在书桌上，分毫不差地走着，但我已经很久没戴过——它更换过两次电池，进行过一次清洗，现在看起来有点儿落伍——表盘太小。更惭愧的是，这是一块石英表。

大多数手表爱好者的第一块手表都是有故事的。康威凯的第一块手表是2000年在世都百货买的，肖邦CLASSIC163154，花了1.5万元。他当天就拿到王府井亨得利钟表店，让店员给鉴定一下，亨得利钟表店的港方经理李添霖用放大镜一看，颇为赞许。这款肖邦——机械表、贵金属表壳、鳄鱼皮表带，设计非常简洁。康威凯后来撬开来看里面的机芯——积家849的超薄机芯。

台湾广告人许益谦说，他的第一块手表是雷达，那块表上有一个会动的船锚装置，启发了他对机械的爱好。他说自己最想买的一块表是百达翡丽的3919，“制表工业有所谓七匠，包括制表匠、制链匠、设计工匠、金匠、宝石匠、珐琅匠等，百达翡丽的可贵之处在于诸多复杂技术都在一个厂里完成，不假他人之手”。

石英表曾经打败过机械表，1964年东京奥运会，精工表是官方计时器。1967年在纽氏天文台钟表大赛中，日本石英表走时精准、防磁防震，获得极好的成绩。1973年爆发了石油危机，奢侈品急剧萎缩，瑞士很多工厂被美国人和中国香港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，而后，斯沃琪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。更重要的是，经此一役，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——如同法国香槟、德国的汽车，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“原产地”。

石英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也算是一种高科技，如今的瑞士手表中也能见到高科技材质的影子——钛、阳极去氧化铝，其加工成本绝不比金子便宜。香港的钟泳麟先生认为，这股高科技风潮有可能对瑞士手表的传统再构成一次破坏，而《国际精表》杂志的编辑总监刘微先生分析：“手工制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，高科技材质也就才那么几年，它能有多久的生命力？越是高科技的产物换代越快，我们需要的是百年后还能依靠手工重现的机械手表。”他说，“朗格表的一个芝麻链就含有639个零件，这远远比高科技表付出的精力、物力更多。”

2007年夏天，在瑞士的沙夫豪森，我们参观万国表IWC的博物馆，里面最吸引我的藏品是“二战”时期德国飞行员佩戴的腕表，他们的飞机被打落，遗骸中发现的IWC还没啥损坏。这个品牌总有那么点儿德国特色。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向我们讲述万国表的历史传承，会议室下面就是一个小小的表店，我们在表店里耽搁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几位同伴翻来覆去地看，在买与不买之间犹豫，最终一位年轻男士买下一块，“我可以传给我儿子了”。促使他下决心买下这款手表的原因，是他刚得了一个大胖小子。

十来年前，翻看外文杂志，我注意到百达翡丽的广告，画面上是父子或母女，广告语是，你不能真正拥有一块百达翡丽，你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孩子照顾这块表，你只是在开创自己家的传统。2008年，百达翡丽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，主题正是这组“传承”广告。这一年的巴塞尔钟表展上，百达翡丽的总裁菲力·斯登(Philippe Stern)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出现在展台上，菲力·斯登说：“对自己的家族忠诚，就是对客户的忠诚。我小时候，家族企业还很多，突然之间，它们就全部消失了，而且是在同一时期内消失的，是1975年到1985年间。”

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，而后更多的瑞士手表是以奢侈品集团的形式营销。2009年1月，历峰集团主办的国际高级钟表沙龙在日内瓦举行，集团旗下包括卡地亚、江诗丹顿、万宝龙等17个品牌。《时尚时间》杂志主编潘箭说：“手表工艺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完备，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举。瑞士手表是讲究打磨、倒角，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们确定了手表作为奢侈品的游戏规则。”潘箭那天戴的是一块自制的手表，天津手表厂的陀飞轮，表盘、表带则是在德国朗格表厂定做的。他说：“我们并不是做不出好的手表，而是我们不会做奢侈品。”

在资深手表评论家皮埃尔·马亚尔(Pierre Mailard)看来，2009年很可能“手表泡沫”会破灭，支撑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是这样一组数据——2009年1月，瑞士手表出口就降低了21.5%。这意味着相比2008年1月，瑞士少出口了86万只表。出口价超过3000瑞士法郎的手表表现比其他手表要好一点，但仍然降低了14%。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——中国，这个对于瑞士手表来说处处是黄金的地方也缩水了42.6%，而新加坡则下滑超过了60%；瑞士手表的第三大市场日本，下降了24.2%。他认为，超豪华制表和时尚大众市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，瑞士手表大面积放弃中间市场时，中产阶级也被剥削得最为严重。

钟表专家丁之方先生认为，20年前，瑞士手表定价往往从消费者能承受的“底部”考虑，近年来则争相探索表迷愿意付出的“上限”是多少。他说，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有超值的好货。2008年，瑞士钟表出口到香港地区的总额超过20亿瑞士法郎，位列全球第一；中国内地6.23亿瑞士法郎，位列第七，与2007年相比增长58%，相比2006年增长130.6%，增长率连续两年排名第一。10年来，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手表消费状态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。

百达翡丽4年前在上海的外滩18号开设第一家专卖店，去年在北京“前门23号”开设第二家专卖店，中国区品牌经理高虹说，“销售状况令人吃惊地好！当然，我们的手表从来都是服务于极少数人，这极少数人并不能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”。尽管内地这两家专卖店里，手表的价格还是比香港要贵一些，但这并不妨碍有钱人在这里购买，他们的累积消费会使自己成为VIP客户，从而在申请某些特别表款时更为便利。“百达翡丽的产量每年只有3万块，而全世界想要表的人又那么多，自然会出现等待的状况。去年百达翡丽推出超级复杂功能的Ref.5207P，市场试水，只在日内瓦总部销售，结果又有人批评我们的做法。”

康威凯的收藏品中有一块1912年18K金的百达翡丽怀表，从日内瓦寄过来的证书，OWNER一栏里写着康威凯的名字，“百达翡丽也不是神，它就是坚持了100年以上，让你享受到代代相传是怎么回事。表的易损部件坏了，拿到瑞士去修，能查出当年是哪个工匠装的这块表。这个工匠留有这块表的易损部件，把它换上就是了。瑞士手表能够有今天的地位，和这种传承关系很大”。康威凯原本在银行工作，现在已经进入手表行业，2009年是他第8次去瑞士。询问他对这次巴塞尔表展印象最深刻的地方，他说，是“豪雅推出的手机”。康威凯分析，2002年豪雅进军眼镜行业，当时就透露要进入手机领域，这说明手表品牌早就意识到，许多消费者自打有了手机之后，就不再需要手表来看时间，这对低档手表构成极大的冲击，手表将完全成为一个奢侈品行业。

我的第二块“豪雅”间隔了10年才到来，那是在瑞士的雪山上买的，4000多元，比国内市场要便宜1000多元。我把它当成送给自己的40岁礼物。这还是一块石英表，这不是说我就不热爱机械表，爱从来都是有代价的，高级机械表的入门价格是3万元到5万元，复杂功能的手表就更高了。手表消费是物欲的，但也是一种精神的。说的玄虚一点儿，手表消费和时间感、和每个人的生命感觉有关。科学家说，地球上的生命就像一个交响乐团，按照上天的节拍奏乐，太阳、月亮的运行，反映在昆虫总数的起伏之中，反映在全球有生命物体的活动之中，一切都是时间上的图案。在用以描述这些图案产生的理论框架里，时间总是向同一个方向走，在这支时间之箭上刻着无止境的变化，有些是你看不见的，比如细胞分裂的不断进行，这些时间上的图案不仅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且是生命的基础。“宇宙在时间上普遍地、单向地前去，朝着一个更大熵的可能状态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滔滔涌出细巧有序而瞬息即逝的生命图案。”

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也许会选一块马友友代言的劳力士，那些对太空探索好奇的人可能会选一块欧米茄登月纪念款，那些热爱航海的人也许会选一块沛纳海，那些喜欢科学的人也许会选一块IWC的“加拉帕戈斯”群岛。手表是一个表露身份的细节，是一个不该忽略的装饰，但一旦和我们的情感相关，它就是一件艺术品。

每一门手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视自己的手艺为一种涉及灵魂的东西。在钟表制造业，这个人就是菲利普·杜佛。他站在瑞士钟表的众神殿里，不是作为一个品牌，而是作为一个人，一个真正的制表大师。他一年只做十几只表，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纯手工机械表。

从伯尔尼到Le Solliat要坐将近3小时的火车，所以我们一早就出发了。早晨7点的火车站特别冷清，火车站所有的钟表都已经往后拨了一小时。从这天凌晨起，欧洲全部改用夏令时，为了节省天光，所有人都丢失了一小时。据说一开始瑞士人很反对夏令时，因为对时间动手脚，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。最终的妥协，是因为他们的火车时刻必须与德国、法国相一致。

一趟火车刚好停站，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。灯光是很暖和的橘黄色，一个中年人在灯下埋头读报，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笔记本电脑，连鞋子都脱了，一对情侣在喃喃私语，一个少女靠在咖啡杯旁睡着了。我突然有一种错觉，好像我不是在看着一列清晨出发的火车，而是窥见了某个人家傍晚的客厅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火车在Le Day中转，空气中寒意渐浓，沿路的铁轨开始出现积雪，越往前，积雪越厚。我知道，我们已经接近汝拉山谷了。半小时后，我们终于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。也许是因为雪的缘故，一路上有一种让人陶醉的空旷感，这种感觉在瑞士非常罕见。天空是淡青色的，远处大块的云层压得很低，与雪地融为一体，雪松之间偶尔闪过几幢零星的农舍，几乎被半埋在雪中，显得格外的小，像雪世界玻璃球里的景象。

200多年前，这些农舍就是瑞士钟表业最初的源头。瑞士最早的制表大师都是汝拉山谷里的农夫，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：第一，手很灵巧；第二，很无聊。漫长的冬季，大雪封山，无事可做，就做一些精密的钟表打发时间。他们最擅长的是做复杂的机芯，不仅小巧，而且精准，做好以后就卖给当时一些大的品牌。这个山谷里生产的音乐盒也负有盛名。

火车在一条大湖前面停住，这条湖已经完全被冰冻住，空气异常清冽。小村庄没有出租车，我们正打算步行前往，恰好遇见菲利普的助手来接我们，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，名叫马克。

车子绕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，竟全是法国的车牌。马克告诉我们，这个村庄里有6200多人都是钟表工人，其中4000多人是法国人。因为这里的工资比法国高，所以很多法国钟表工匠每天开车穿越法瑞边境，来这边工作。附近有很多大品牌的制表工厂，爱彼、宝铂、宝玑，独立机芯厂Frederic Piguet，专业生产防震器的KIF，还有一些很著名的独立制表师，比如Romain Ganthier。

一路上，他把这些工厂一一指给我们看。车经过一幢漂亮的蓝色建筑，宝玑的蓝色指针正优雅地指向10点10分，但马克告诉我们，这里其实不是宝玑的工厂，而是一家机芯工厂，宝玑的工厂很早就搬到巴黎了，但他们不愿让人们知道宝玑原来已经不在瑞士，于是就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外观。

最后，车子在一个石头结构的房子前面停下，前门有些破败，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“菲利普·杜佛，制表师”。

听到声响，菲利普·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与我们打招呼。他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，白头发，白胡子，很和蔼，看上去像一个圣诞老人。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，那是制表师最重要的工具。我们握手，那是一双老工匠的手，显然经过了岁月的磨砺，很粗糙。

他说，这里本来是一所学校，他的女儿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上学，改建以后因为房租便宜，他就租下了当做工作室。房间大概不到100平方米，因为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，显得很狭窄，但一切干净有序，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。他的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，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，天光漫射进来，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。

“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，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，很伤眼睛。不时地看看外面，激活一下视野，感觉很好。你能感觉到季节的变化。冬天的时候，有人会在这里滑雪，再过一个月，冰雪就会全部融化，草木重新长出来，到时候会有牛在这里吃草。”他耸耸肩膀说，“有牛的时候，我就没法工作了，它们不肯安静。”

菲利普试图为我解释工作台上的工具，那些排成一列、大小不一的镊子、起子、锉刀、撬刀都是干什么的。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，用防尘罩盖着。他解释说，这块表是老买家送过来维修的，“机械表和车一样，需要维修，需要加油，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，它可以维持到永远”。

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怀表，是他20多年前做的，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，全世界只有五只，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。

菲利普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，怀表开始打簧报时，当当是报时，叮咚叮咚是报刻，叮叮则是报分。他解释说：“把这个表打开，你也许只看到一些簧条、音锤、齿轮，但这些簧条、表壳甚至表壳材质的选择，都会影响它的音质。问表的表壳就像小提琴的木身。”

三问表与陀飞轮、万年历一起，被视为机械表的三大技术高峰，造价十分昂贵。但那时候，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。三个女儿还小，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，没有余钱完成外壳的部分。他试图卖掉那个机芯，但没人愿意买一个新人的表。卖给大厂商似乎是唯一的出路。于是，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，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，这一做就是5年，“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的工作”。

周围静极了。虽然这几天我们已渐渐习惯瑞士的安静，但这里的静，仿佛又有不同，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，让人想起“千山鸟飞绝”之类的诗句。在这样的静谧里，我感觉自己渐渐靠近了瑞士的灵魂，安静，缓慢，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。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，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。

“只有两个人，不觉得孤独吗？”

“30多年了，一直都是一个人工作。孤独不是问题。”他巡视屋内，说，“以前这里有5个人，但他们待了一段日子，都走了。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胆子。”

菲利普就出生在这个村庄。他年轻时出去看过世界，在法国、德国、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但一生绝大部分时光还是在这里度过。“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你们看到那个大湖了吗？夏天可以游泳，冬天可以滑冰。春天到了，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，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。我有三个兄弟，一个妹妹，大哥去洛桑学印刷，父母要支付他的火车票和住宿费，但他们只能支付一个孩子走出这个山村。我读书不好。父母说，你必须学一门手艺。”

“我的选择不多，农夫、木工或者去技术学校。那时候我对摩托车很感兴趣，就想学机械。我去考试，老师说，你的头脑OK，手也OK，就是数学不大好。那好吧，我就学了制表。所以，并不是我选择了自己的职业。”

但是，做一个独立制表师，却是他自己的强烈意志。“为别人做表是很难的，我是指心理上。你用一年的时间，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。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。你甚至不能提，这是你的表。”

更让他难以忍受的，是那些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。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他的一块表扔进口袋里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。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，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。“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。”他说。

1978年，他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。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，他的客户大都是拍卖行或博物馆。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，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，非常完美。如果是16、17世纪的表，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。

“那些都是非常昂贵的古董表，十之七八来自汝拉山谷，都是历代制表大师的作品。有些是签了名的，有些没有，但我逐渐摸索出每个大师不同的风格。它们的功能非常复杂，精巧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有些部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”

“有一些传统工艺，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，尤其是70年代，在日本石英表的冲击下，瑞士的钟表业几乎死掉了一大半，有些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过来。我这些年所做的，其实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那些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、技术和知识。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什么的，一定要警惕，陀飞轮、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，我们今天所做的，只是利用现代科技，把那些复杂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，从怀表变成手表，如此而已。”

从15岁到60岁，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块表。1982年，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。两年后，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。

1996年，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，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。它的原理是将两套完全独立运行的摆轮和擒纵器，通过一个安装在四轮上的精密微小的装置进行整合协调，从而增加手表的准确性。在Duality之前，擒纵系统的革新已经停滞了很多年，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。

2000年，他推出了Simplicity，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。没有陀飞轮，没有万年历，甚至没有日期，它只有一个功能——报时。他说，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手表，追求的是纯粹和可靠性。

他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，序号000，是2000年的原型，白金的表壳，底盖是蓝宝石水晶，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，夹板上装饰有传统的日内瓦波纹。我手中握着那块表，只觉得温润如玉，简洁干净到了极致，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。

这块表他已经戴了9年，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，看不到一丝磨损的痕迹。最初，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技艺高超，直到后来在沙夫豪森采访IWC的制表大师柯特·克劳斯，他手上戴着一款达·芬奇万年历腕表，才一年多，但表壳已有明显磨损。那时我才明白，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表，和自己一点一滴手工打磨出来的表，哪怕都是自己的设计，自己的心血，感情上也是不一样的。

“手表的价值，除去这些白金的表壳，是在极微小细节上花费的时间。很多细节并不提高手表的准确性，比如手工打磨倒角，让它圆润柔和，或者把边棱磨得锋利如刀。但对我来说，做表必须这样，机芯、表盘、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必须是我用一双手亲自打磨的，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，哪怕它隐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哪个角落。机器是做不出来这种感觉的。”

“我管Simplicity叫‘自私的表’。一个人买这样的表，是为自己买的，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。每天晚上，你给它上发条，看着它，聆听它，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，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，是只为你而存在的。所以，买这个表的人，他们理解它。”

“我做的每一块手表，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。所有买过我的手表的人我都认识。每到圣诞节，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。我到日本的时候，人们会过来看我，和我一起待上10分钟，聊聊他们的表，让我觉得很温暖。”

菲利普与日本有一种奇怪的渊源。他的表有2/3是被日本人买走的。日本人尊称他为“瑞士的士郎正宗(Masamune)”。士郎正宗是日本13世纪的铸剑大师，据说他用400万层的钢铸造宝剑，他的剑表达了一个人对于完美的绝对意志，因而具有某种神性。